• 民国戴季陶简介

    民国戴季陶

    戴季陶简介: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

    小编今天讲一位民国历史人物:民国戴季陶,历史上评为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戴季陶,民国历史戴季陶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。

    中文名:戴季陶,别名:戴传贤,国籍:

    戴季陶(1891年—1949年),初名良弼,后名传贤,字季陶,笔名天仇。原籍浙江湖州,生于四川广汉,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元老,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、理论家和政治人物。早年留学日本,加入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,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。五四期间,思想激进,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。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、国立中山大学校长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、考试院院长等职。有蒋介石的“国师”之称,是蒋介石的忠实“智囊”。

  • 民国戴季陶资料

    中文名:
    戴季陶
    别名:
    戴传贤
    国籍:
    民族:
    汉族
    出生地:
    四川广汉
    出生日期:
    1891年(辛卯年)
    逝世日期:
    1949年(己丑年)2月11日
    职业:
    理论家
    毕业院校:
    日本大学
    信仰:
    三民主义
    主要成就:
    国民党创始人之一
    代表作品:
    《伟大精神》《同舟共济歌》《日行一善歌》
    终年岁数:
    58岁
    政党:
    国民党
  • 民国戴季陶专题

  •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,参加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,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。后来任职于《上海日报》,后任《天铎报》总编辑。著有《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》、《国民革命与国民党》、《青年之路》、《日本论》、《学礼录》等。

    1905年,戴季陶去日本留学,进日本大学。

    1909年回国,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。后因在上海《中外日报》、《天铎报》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,逃往南洋槟榔屿,主办《光华报》,并加入同盟会。

    1911年加入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《民权报》。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,戴季陶回国。参加了陈其美、钮永建等人组织的上海起义。

    1911年底,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,戴季陶以党员及记者资格首次谒见,迅即受到器重。此后,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,他随从去南京参加典礼;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,他又奉命与蔡元培、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。

    1912年回国,他在上海创办《民权报》,后任孙中山秘书,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。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。

    1916年,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。次年从上海到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。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。

    1916年10月6日,蒋纬国诞生,后被蒋介石收养。(蒋纬国于自传-《千山独行——蒋纬国的人生之旅》(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)表示:其父为戴季陶,母为日本护士重松金子)

    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设立“护法”军政府,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。

    1918年2月,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。

    1918年4月,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,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。

    1918年5月21日,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,戴季陶同行。1918年5月4日,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,决议改组军政府,孙中山受到排挤,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。

    五四运动(1919年5月4日)前后,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,与李汉俊、沈玄庐一起在上海创办《星期评论》,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《民国日报》系列中的杂志,由戴季陶任主编。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,着力于宣传爱国思想,宣传社会主义思潮,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。他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伦理问题,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“天才”,称马克思是“近代经济学的大家”、“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”。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,认为翻译、研究、批评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。朱执信等人创办的《建设杂志》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《马克思资本论解说》。但他并不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,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。他曾对孙中山说:六三罢工以来,“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,已经开了幕,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,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,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,实在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,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,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,是一桩很紧要的事。”所以,他虽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,并参与了若干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,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戴季陶是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,但戴季陶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。

    1920年,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,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,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。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、维经斯基参加的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,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等问题。

    1920年夏,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,中途退出。其后同张静江、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。

    五四运动后,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。1920年5月,参加上海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,

   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(信丰林锐翻拍)起草《共产党纲领》,是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,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出共产党。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,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、常务委员,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。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,任政治部主任。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。

    戴季陶负责起草《共产党党纲》。党纲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,其中一条“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,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”让戴季陶倒吸一口凉气,独自关门垂泪,内心十分痛苦。他总算明白,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,共产党也不准备与政府合作,走一条议会的合法的夺权道路。

   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,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,对外挂“外国语学校”,团务由袁振英、施存统、俞秀松等主持,总务由杨明斋负责。它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,所以,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。

    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,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,戴季陶终于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了。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,戴季陶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,扬言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,绝不养虎贻患,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。后来,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。

    1924年.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, 自辛亥到共产党的筹建时期,戴季陶有着突出的政治表现,由于戴季陶有这些资本,加之与蒋介石又是结拜弟兄,因而当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戴季陶时,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举双手赞成,孙中山也表示同意。就这样,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。

    但戴季陶并不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,不仅如此,开学仅一个多月,他就在黄埔军校内神秘失踪,轰动全校。据记载:“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。他接事不久,因为和张继、谢扬(此人不详,疑为谢持之误——原注)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起冲突,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。”

    1924年11月,戴季陶以日文秘书的名义,跟随孙中山北上。而孙中山病逝后,戴季陶发表《孝》,以宣传孙中山人格和思想为名,“歪曲”孙中山思想。1925年5月,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,他抛出预先起草好的《接受总理遗教宣言》,并写成《民生哲学系统表》,提出所谓以“纯正三民主义”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“最高原则”的建议, 旨在反对三大政策。1925年6、7月间,他又相继抛出《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》和《国民革命与国民党》两本小册子,和《民生哲学系统表》一起,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,号称“戴季陶主义”,集反共理论之大成。李云汉在《从容共到清党》中曾评论:“此书(指《国民革命与共产党》——作者注)一出,从上海到广州,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,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,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,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。”

    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。及后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(1928年10月─1948年6月)。

    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。

    1927年,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,而此事件(指四一二)中屠杀国民党反而比共产党更多,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。

    1928年以后,历任国民政府委员、考试院院长等职。

    1929年,以影响人民团结为由打击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顾颉刚,将教育界流行的顾颉刚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《本国史》封禁,成为了一桩轰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文字狱。

   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。

    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,服安眠药自杀。

  • 追随孙中山,但反对联合共产党

    1902年,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,受老师徐炯影响,倾向反满。

    1905年赴日本,入师范学校,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。1909年回国,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。次年到上海,任《天锋报》主编,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,亡命日本,后转赴南洋槟榔屿(今属马来西亚),任《光华报》编辑,加入同盟会。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,在日本大学(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)读法科,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,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,也就是蒋纬国。1909,回到上海。时值晚清,投奔江苏巡抚瑞澄,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。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,戴季陶没了靠山,辞官另谋出路,逐步投向革命派,先当上海《中外日报》记者,继而转入《天锋报》,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。几个月后,19岁的他,成为《天锋报》总编辑。清政府已盯上了他,下令拘捕,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,还进了同盟会。回上海后,在《民权报》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,被袁世凯下令“提究”——关入牢狱。他这时才懂得:“百万锦绣文章,终不如一枝毛瑟(枪)。”被营救出狱后,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,协助黄兴起义。最后,还在孙中山身旁,当上秘书。陈炯明叛变时,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,保卫孙中山。

    1912年5月,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卖国条约《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》。舆论哗然,群起攻击之。5月20日,戴季陶在《民权报》上发表署名"天仇"的短文,题曰《杀》。全文曰:"熊希龄卖国,杀!唐绍仪愚民,杀!袁世凯专横,杀!章炳麟专权,杀!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。欲救中华民国之亡,非杀此四人不可。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,仁也;遂革命之初志,勇也;慰雄鬼在天之灵,义也;弭无穷之后患,智也。革命初成,不少健儿,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,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,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?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"。

    22日,午后4时,租界巡捕房以"鼓吹杀人"为由,拘捕戴季陶入狱。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,戴慨然说:"苍颉造字累我,鸦片条约病我","我住租界,我不作官,我弱,我为人,有此种种原因,我遂此矣"。当晚,其妻子探监,勉励说:"主笔不入狱,不是好主笔"。翌日上午,此案开庭审理,戴季陶被交保释放,改期再审。

    戴季陶还是“五·四”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。1919年继李大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之后,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伦理问题,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“天才”,称马克思是“近代经济学的大家”、“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”,他撰文批判企图压制思想解放的人,说:“翻译马克司(思,下同)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,岂是可以禁止的?又岂是能禁止的吗?”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:“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,陈独秀、戴季陶……”但党成立的时候,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,不能成为共产党员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,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。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“文胆”和幕后参谋。

    1919 年,五四运动爆发后,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,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。1920 年5 月,戴季陶、沈玄庐、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并将《星期评论》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,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、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。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,成为当时与《新青年》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,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,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也是由《星期评论》相约的。

  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,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骨干。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,沈玄庐、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。

    1922 年,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,他在回四川的船上,跳江自杀,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。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,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。1923 年,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,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,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。他力谏孙中山,不要搞国民党改组,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,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,必然“启他日之纠纷”。

    1924 年1 月,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,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。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。

    坚决反共,为蒋介石出谋划策

    1925 年3 月,孙中山病逝后,国民党左、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,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。

   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,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“纯正的三民主义”。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,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,为蒋出谋献策,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。

   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,立场忽左忽右,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。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,之后,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。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,抛出“整理党务案”,捏造“中山舰事件”,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。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,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。

    1926年,戴季陶经过相当的努力后终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。1928年2月,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,10月,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,一当就是20年。他还经营了童子军,在发展了50万成员,写下《伟大精神》、《同舟共济歌》、《日行一善歌》等歌曲,在当时非常流行。

    1927 年4 月12 日,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,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。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。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“四一二”政变,他为蒋介石制定了《离俄清党谋略纲要》。

    1927 年,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,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。

    1935 年,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,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,委托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。1935 年8 月,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,颁布了第一批《简体字表》,并通知各印书馆。不料,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,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,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,破坏了文化,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,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,是有意回避他。蒋介石虽做解释,但戴季陶不听劝,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“如果教育部不收回《简体字表》,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,他一概不参加”。此后的3 个月里,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,也很少过问公事。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,又是至交,只能做出让步。1936 年2 月,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“不必推行”简化字的命令。

    西安事变爆发后,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,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,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。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,发表了回忆录,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。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,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。此后,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,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。

    1936年,戴季陶代表政府率领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,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,和他谈话20多分钟。事后,游历了欧洲,五个月后才回到。西安事变之后,他认为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应坚决开战。与何应钦不同的是,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,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。

    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,力陈利弊,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。1936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,戴季陶在休会时,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,说:“我是信佛的。活佛在拉萨,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,一是由西康经昌都,二是由青海经玉树,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。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,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,这条不通走另一条,总有一条走得通的,不要光走一条路。”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,退了席。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,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,知戴季陶转了向,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,命名为“正气亭”。国民党要人戴季陶、陈诚、陈果夫、陈立夫、胡宗南、卫立煌、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,歌颂蒋介石。

    抗战开始时,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,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,一定会重返的。他写信给儿子:“彼欲并吞破坏之企图,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……之前途决不悲观。”所以,他西迁重庆时,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,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,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,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。结果,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,片瓦无存。

    1940年,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,见到了尼赫鲁、泰戈尔和甘地等名流。

    抗战结束后,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,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,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。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,他竟然一反常态:“有什么值得祝贺的?哭还在后面……”1948年7月10日,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,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,改任国史馆馆长。

    当陈布雷自杀时,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。但三个月后,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。当时广州虽然成了国都但情况并不稳定,如1949年2月1日,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,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“利104”号铁轮大火爆炸,烧了三天,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;2日,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,因为工资低;3日,电报电话加价,电报每字5元,电话加四倍,而书价加180倍……

   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,身体也每况日下,患上了神经衰弱症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戴季陶郁郁寡欢。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,会取而代之国民党。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:“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,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,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,不可掉以轻心。”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,曾对蒋介石说“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,匪首为正当之人物,言论为正当之道理。”

    全面内战爆发后,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,败绩接踵,继辽沈战役大败后,又在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,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。戴季陶忧心如焚,向左右哀叹:“时局日下,衰病之身,毫无所补,每一念及,则深惶汗。”1948 年12 月28 日,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,悲痛难禁,唏嘘涕出:“这一去,不知何日重又来?恐是不再矣!”

    戴季陶身在广州,心系时局。期盼局势好转,但事与愿违。1949 年1 月21 日,蒋介石被迫下野,辞去总统职务。蒋介石下野后,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,确定台湾为“复兴基地”,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,通知戴季陶入台。戴季陶一口拒绝:“不去了,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,伴父母于九泉,尽人子之责。”

   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,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。初来时情绪尚可,有时还异常矍铄,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,戴季陶还致辞,离开纪念堂时,见石阶上有颗烟头,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。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,据《广东商报》报道:“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,民生日形痛苦,忧心过度,病势反而加剧。”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——东园(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),但睡不安。最严重的是,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。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,因寝食不宁,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,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。也不知什么原因,戴季陶到广州不久,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,亲自送到六榕寺,放在觉皇殿中,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,话中提到,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,好像预知死期将至。1949 年2 月10 日,他对秘书说:“国军难以据守西南,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。他们不会放过我,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。”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,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,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。11日,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,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,早已闭门谢客。即使国民政府开会,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,从不发言。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———不想去台湾,希望回成都。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,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。孙科来广州后,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,先是商量,但未等答复,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,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。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,大为不快,说:“孙科太看不起我了。”这晚,他更不能入睡,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,在这晚达到了顶峰,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。

   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,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,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,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。据当年报纸报道:“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,觉已冰冷,气息奄奄,不禁潸然泪下。”半夜两点钟,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,说:“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,还非常亢奋,头脑胀痛如裂,比死还难过。”赵文淑劝后,自己先睡了。

    第二天上午,已到起床时间,仍未见戴季陶起来,家人进房一看,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,面色赤红,鼻际尚有微息喷出,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。9时许,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,见戴季陶没有动静,只好肃立。10点后,戴季陶气息已绝,但“神色自若,面无戚容”。医生宣布,戴院长服药过多,施救无术,已经逝世了。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:“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,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。”

    蒋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。据蒋经国日记载:父亲闻耗悲痛,故人零落,中夜嘘唏。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,蒋介石颇为不满,但较之那些“临难变心”投向中共的“乱臣贼子”,使他尚感欣慰,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“才识恢宏,勋尤懋著”。

    相关轶事

   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,而是他的儿子。汪士淳(蒋纬国传记作者)说:“有一天,他(蒋纬国)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,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。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,一个美国作家写的。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。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,就是说,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。他看见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蒋介石。于是反过来就去问他,那个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——戴季陶。”

  • 戴季陶酷爱读书,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。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、评述,他将考茨基的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》由日文译成中文,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。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:“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,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。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,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。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《共产党党纲(草案)》。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,发表了《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》(1945年版易名为《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》)、《国民革命与国民党》两本小册子,系统提出了“戴季陶主义”,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。

    戴季陶认为,三民主义就是“民生哲学”,“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。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”;断言孙中山的思想“完全是的正统思想,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”。认为孔子“把古代文化,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,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”,孔子“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”,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,“一部是《中庸》,是他的原理论。一部是《大学》,是他的方法论”,孔子思想也可称作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”。进而提出,孙中山“实在是孔子之后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”。戴季陶从与孙中山“互助论”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“生存竞争”论出发,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“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,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”(《国民革命与国民党》)。以此反对唯物史观、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。

   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《青年之路》、《学礼录》、《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》、《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》等,后人编有《戴季陶先生文存》。

  • 戴季陶是《日本论》的作者。《日本论》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,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,删繁就简,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。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《日本论》,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,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,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。

    《日本论》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,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,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: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,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,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,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。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,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,一方面他看到,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,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——后来发生的一切,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;另一方面,正是这种神权迷信,构成日本人“自信心”与“信仰力”的核心,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、奋发进取上,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,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。而一向以老大自居、不思进取的,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,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。

  • “所以能团结为一体,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”。

  • 关系姓名备注妻子(首任)钮有恒1911年春,在上海正式结婚妻子(续弦)赵文淑1922年来到戴家,1944年1月,结婚妾赵令仪张静江的义女女儿戴家祥生母赵文淑,1926年出生儿子戴安国前“中信局”驻欧代表,生母钮有恒。儿子 蒋纬国生母津渊美智子女儿颜世芳生母津渊美智子,交给前上海商场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,易名为颜世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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